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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配资信用似乎想借此掀起更大的风波

历史这条河，总有那么些顽固的礁石，哪怕浪打潮涌，它就是立在那儿，纹丝不动。王明，这个名字，对我们党来说，曾经就是这样一块硬骨头。他的沉浮，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党那份超乎寻常的政治智慧和宽广胸襟。

回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王明一度像股猛烈的“风”，差点把革命的火苗吹灭。他的“左”倾路线，让红军在国民党的围剿下几乎无路可走。多亏遵义会议力挽狂澜，革命才算绝处逢生。可王明这人，并没有就此消停，甚至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八大召开前夕，他仍然是中央领导案头的一道难题。

这道难题可不只是王明一个人的事，更像是一盘巨大的历史棋局。每一步棋怎么走，都牵动着党的肌体、国家的未来，甚至国际上的目光。在胜利的曙光下，该怎么对待这位曾经犯下大错，却又顽固不化的“老同志”？这不仅仅考验着党内团结，也考验着执政者的胸襟和战略眼光。

王明，本名叫陈绍禹，早年去了苏联学习。他仗着和共产国际关系密切，一度在国内党内呼风唤雨。他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接地气，把从书本上学来的教条生搬硬套，还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派头，对毛泽东这些同志的正确主张根本听不进去。

他说话不着边际，把红军力量吹得天花乱坠，结果蒙蔽了共产国际，让我们的党吃了大亏。就算后来共产国际也明白过来了，明确要求他回国后要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可王明呢，依然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他总觉得自己理论水平高人一等，开口闭口马列主义，俨然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

即便党中央对他客客气气，生活上安排得妥妥帖帖，他也不领情。反倒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他抛出了一套和中央完全不同的主张，竟然想把党的领导权拱手让人。这种对个人权威的执着，和对客观现实的视而不见，让他成了革命队伍里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党中央对王明，始终秉持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即便他犯错连连，就算他不再受重用，大家也把他当作革命同志看待，政治上耐心批评教育，生活上更是尽心尽力。特别是在延安那段艰苦岁月里，王明身体不好，中央愣是给他提供了最好的医疗和休养条件。

可谁知，王明的“本性”又犯了。1943年，他突然抛出一个惊人的“汞中毒”事件，指控给他看病的医生金茂岳是国民党特务，想暗害他。这事在当时的延安，不亚于一枚重磅炸弹。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亲自组织调查组。

没多久，真相大白：原来只是治疗便秘的药“甘汞”用得多了点，导致体内微量汞残留。可即便如此，王明依然不依不饶，似乎想借此掀起更大的风波。面对如此无理取闹，党中央的处理方式，恰恰体现了那份政治上的成熟和对大局的把握。

他们没有被王明的胡搅蛮缠所迷惑，而是迅速查明真相。对有过失的医生，也做了处理（虽然是轻判缓刑），却并没有因此深究王明举报的动机。这种处理既维护了组织的原则，又避免了将个人恩怨无限放大，更展现了对犯错误同志的包容与冷静。这哪里是简单的“治病救人”，分明是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维护团结、稳定大局的艰难艺术。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酝酿召开党的八大时，王明的去留问题又摆上了桌面。他常年托病，对中央的批评教育不以为然，这和李立三的真心悔过形成了鲜明对比。多数同志都对继续选举他为中央委员心存疑虑。

此刻，毛泽东同志再次展现了他超乎常人的政治智慧和战略考量。他力排众议，坚持要把王明、李立三都纳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这背后可不是认可他们过去的错误，而是有着更深远的布局。他指出，七大选举了他们，十一年过去，革命并没有因此受损，反而取得了胜利。

他接着分析，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社会各阶层还在观望。要是把王明这样有历史影响力的人物“一棍子打死”，无疑会给党内外释放出“清算”的信号，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可能会感到恐慌，甚至吓跑他们。

毛泽东把这比作土地改革中对待富农的态度：只要不动富农，中农就能安心。同样的道理，对王明、李立三采取宽容态度，能让党内那些容易动摇的人看到党的团结和包容，也方便今后团结和改造更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甚至在国际上也能产生积极影响。这盘棋，下得不是一时一地，而是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

最终，王明和李立三都成功当选。遗憾的是，王明最终也没能回国参会，他在莫斯科发来的请假电报，或许也折射出他个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悲剧。

王明虽然身在苏联，但他毕竟曾是中共乃至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他的政治地位和健康状况，自然引起了国际上，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关注。如何对外解释和回应这些好奇与询问，就成了一个关乎党声誉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同志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特意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刚刚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邓小平的当选，本身就体现了党内政治格局的成熟。他一向务实低调，不喜张扬，却能力卓越，毛泽东称他为“护士长”，可见其在处理党务中的重要性。他对外的表述，可是关乎着中国共产党的大国形象。

后来，果然有亚洲某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外交场合向邓小平问起王明入选中央委员会的事。邓小平的回答，堪称外交史上的经典：“这是给他革命的机会。”

这短短几个字，言简意赅，却韵味悠长。它没有冗长的解释，没有复杂的辩白，却把中国共产党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政策、胸襟和远大抱负展现得淋漓尽致。它既表明了党对王明的期望，又避免了陷入无谓的枝节争辩，更向外界传递了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的坚定决心。

这种干练而不失礼貌、有力而不失分寸的回答，展现了邓小平作为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杰出外交才能，也完美诠释了毛泽东战略意图的精髓。即便王明此后一直滞留苏联，直到1974年去世也未能回国，毛泽东在1957年访问苏联期间，依然不忘派人前去看望他，关心他的病情。这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关怀，更是党中央对一位曾经的同志，即使他已脱离群体、甚至抱有怨恨，也始终保有的人道主义和政治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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